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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为何要盛赞张居正是“宰相之杰”

2013.06.05     来源:荆州市引领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荆楚文化对外交流协会会长  孙贤坤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理政十年,厉行改革,拯朱明王朝将覆之倾,使万历时期成为明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期间“声势显赫、灸手可热、圣眷优渥、无与伦比”。但在他隆葬归天后不到半年,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顽固派就向他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诬劾他“专权擅政”、“自作威福”、“政令乖张”,结果家产尽抄,爵位皆夺,祸及八旬老母,累及子孙三代,以致“终万历朝无敢白居正者也”。

尽管如此,当时还是有不少富有正义感的人为张居正鸣不平,称张居正是“旷世之奇才”、“治国之能臣,大明之栋梁”。特别是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更是赞誉张居正为“宰相之杰”,并称张居正是他的老师,是历史上第一个高度评价张居正的著名人物。

李贽对张居正这一评价是在张居正死后第六年(1588年)作出的。当时湖北麻城知县邓鼎石写了一篇《论何心隐》的文章,指责张居正是杀害何心隐的元凶,并将文章带给了寓居在湖北麻城的李贽。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是明代泰山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年放弃科举道路,在家乡江西永丰组织“草学堂”,进行社会改良试验。后因反对严嵩,遭严党疾视,改名何心隐,四处讲学,其言行颇具“异端”色彩。晚年因在湖北孝感讲学时,对张居正所推行的改革多有贬抑,湖北巡抚王之垣为了讨好张居正,以“妖道”、“大罪犯”的罪名,下令将何心隐捕杀于武昌。

李贽读了邓鼎石所写的文章后,马上写了一篇《答邓明府》的文章。文章开篇写道“何公死,不关江陵事”(因张居正出生于江陵,故以地名称江陵)。意思是何心隐之死与张居正没有关系。文章接着写了何心隐被杀的原因和过程,最后写道“江陵宰相之杰,故有身后之辱”。张居正不愧为宰相之杰,因此死后才招致抄家夺谥之辱。这在当时实为大胆之言,是冒了杀头风险的。万历十八年(1590年),李贽又将此文刊印在他的《焚书》文集卷一中,广为流传,影响甚广,使“宰相之杰”成为明末迄今对张居正正面评价的经典之语。

张居正1525年生于湖北江陵(今荆州市),1582年病逝于京城;李贽1527年生于福建泉州,1602年因被诬下狱,在狱中刎颈身亡。李贽比张居正晚出生两年,多活了二十年。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两人虽是同时代的人,但他们既非同乡同学,又未同朝共事,没有任何个人恩怨,且他们两人的地位悬殊。张居正荣登首辅,高居庙堂,权倾朝野;而李贽则弃官为民,寓居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是个处江湖之远、著书立说的布衣学者。既然如此,那么李贽对张居正的评价为什么这么高?

最近笔者阅读了有关史料和一些学者研究他们二人的有关论文,对他们二人的文化观念、思想渊源、性格特征、处世态度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李贽高度评价张居正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 他们的文化观念相同。

张居正虽然从小受的是儒学教育,而且在一些场合也常

说自己是崇尚儒家思想的。但从传统的文化观念判断,张居正是法家而非儒家。缘其文化内核,儒家讲稳定,法家讲进取;儒家讲操守,法家讲事功;儒家循规蹈矩讲秩序,法家审时度势讲变革。从张居正的许多文集中,可以看出张居正是一个不愿循规蹈矩、墨守成规的革新家,是一个儒学伦理观念的叛逆者。如他提出“法制无常”、“法无古今”、“随时制宜”、“天下之事,极则必变,变则反始”、“其变不可胜穷也”等。正是在这种法家文化观念的指导下,所以他在理政十年期间,针对晚明时期政治腐败黑暗、官僚机构庞大、统治阶级穷奢报欲、农民起义不断的社会现实,极力求新、求变,采取加强法治、裁减冗员、加强军备、改善蒙汉关系、抑制豪强、清丈土地、推行“考成法”和“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提高了社会生产力,适应了历史前进的趋势。

而李贽虽然从小也是受的父辈儒式教育,但他又受其宗族信仰——伊斯兰教的影响,接受了许多西方的宗教文化,加之他出生于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福建泉州府,受自由观较强的地域文化感染很深,故而形成了“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权威”的性格,具有了敢于超越前人的首创精神和重建伦理体系的非凡胆识,不盲从儒家教条,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大胆地提出儒家的经典不过是“史官过为褒崇之词”、“臣子极为赞美之语”。特别是他在所著的《战国论》中,提出了随着社会情况的变化,统治局面与政治措施也一定要相应改变的观点,更是反映了他要求前进变革的进步历史观。相同的文化观念,使他们的思想必然产生共鸣。因此,李贽不仅没有对张居正的改革提出任何非议,反而说张居正与何心隐“二者皆吾师”,可见他对这位与自己有着共同文化观念的政治家的改革功绩是充分肯定的。

二、 他们的民本思想相同

张居正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固然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

阶级的根本利益,使明王朝“长治久安”,实现他“以身许国”、“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但这些改革无不闪耀着深厚的“民本思想”。张居正是一个从平民中崛起的政治家,贫寒的出身使他对人民的疾苦有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在他入仕之后,多次归乡,广泛交游,以他政治家的眼光,深入地了解了民间疾苦,所以他刚进入内阁不久,就给隆庆皇帝上奏《陈六事疏》。在《陈六事疏》中,他引述《尚书》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阐发了“惟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则虽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无虞”的主张。从他大量的文献中还可看到许多他这一亲民、爱民、为民的思想,如“随时制宜,因民主政”、“法制无常,近民为要”,“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耳”。在他荣登首辅、理政十年期间,所注重的始终是“民生国计”这个根本,对当时有些地方的农民作乱造反,他却能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说出“民之亡且乱者,咸以贪吏剥下而上不加恤,豪强兼并而民失所故也”,揭示了整个封建专制下社会矛盾的根本。他于万历六年(1578年)下令清丈全国各类田地,其目的在于清除贵族、官僚和豪强势力占据大量田地而不交税、农民失田仍交税和少田多交税的社会弊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因清丈田地直接触犯了贵族、官僚和豪强势力的利益而遇到阻力时,他态度非常坚决、果断,毫不退缩。他认为“清丈之议,在小民实被其惠,而于官豪之家殊为未便”。

为了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和交税的方便,他在全国积极推行“一条鞭法”。当一些贵族、官僚和地主阶层以“不利小民,不宜在北方实行”为借口,反对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时,他明确提出“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为了保证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得以顺利实施,他还创造推行《考成法》,以“实心为民”为基本标准,选拔那些有本领能干事的官员,淘汰那些当官不为民的庸官、贪官。

再看李贽,他本人就是一个弃官为民的穷布衣。他一生都主张“人人皆圣人”,与张居正“民贵君轻”的思想一脉相通。早年他进入官场时,也是为生活所迫。在官场上他能体恤民情,辞官为民后,更是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的最底层,使他对晚明的官场腐败、社会矛盾、农民生活有较深切的认识,对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从他的大量文献中,随处都可看出他浓厚的“民本思想”。他在阐述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时说:“道”就是吃饭穿衣等人的最基本的活动要求。特别是他在《复邓鼎石》的信中,更能看出李贽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关注。万历十四年夏秋间,湖北麻城发生严重灾荒,新任县令邓鼎石写信向李贽请教救荒的办法,李贽特回此信。在信中,李贽对邓鼎石及时设法救济灾民大加赞赏,并根据当时长沙、衡阳、襄阳一带粮食丰收的情况,为邓鼎石拟订了救灾的具体办法,并特意嘱其要手续简便,防止奸商从中牟利,以便把救灾粮食尽快地全部发放到灾民手中。信中还针对有人“救荒无奇策”的谬论,提出了“何不可处,何不可救”的积极主张,鼓励邓知县要想尽办法全力救灾。

李贽虽有浓厚的“民本思想”,但他只是一个布衣学者,除了写文章阐述自己的思想、给当权者出出主意外,则无力拯救民众于水火,对人民的满腔热忱难以变为现实利益。因此,他对手握重权、“实心为民”的张居正油然而升敬仰之情也不足为奇了。

三、 他们的性格特征相同

张居正与李贽虽然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但他们

却有许多极其相似的性格特征。最为突出的有以下两点:

一是不贪恋钱财。晚明的官场腐败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统治阶层穷奢极欲,贿赂公行,贪污成风,政治异常黑暗。但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的万历首辅张居正,身处滚滚浊流之中,却能严于律已,多次拒收贿赂,实在难能可贵。这除了他大量拒绝贿赂的信札记录外,更有在他死后被查抄家产为证。在大宦官冯保家里被查抄出大量的金银财宝后,一些反对派以为张居正家的财宝一定会更多。结果抄出的家产远不及冯保,只相当于严嵩的二十分之一。

李贽早年也曾做过官,但他从当官的第一天起,就憎恶官场暗流,更耻于自己为五斗米折腰。于是履行完公务后就“闭门自若”,摆明了不与同事打交道、不接受任何人贿赂的态度。由于他清政廉洁,坚守清贫,以至妻儿靠种田、买花织布谋生,两个女儿都饿死于荒年。特别是他任云南姚安知府时,因他治理有方,上司要向朝廷举荐他,但他厌恶官场腐败,毅然呈交了辞职报告,弃官不做,晚年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张居正是掌权不受贿,而李贽则是为不受贿而辞官,可见两人的品质性格何其相似。

二是执著胆大,不计后果。钢铁般的意志是张居正性格特征中的精髓。为了成就他的伟大事业,“不顾得失毁誉,无虑家破人亡”,无所畏惧,敢作敢为,一往无前,意无反顾。他的至理名言是“大丈夫既以身许国、许知己,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复何言”,“每利公家,专意孤行,不复计身后已有”。还公然表示:“虽机阱满前,众镞钻体,孤不畏也”。正是有了这种顽强坚定的性格,才不畏强暴、矢志不渝地推行他的各项改革措施。对于那些阻碍他改革的强权势力毫不畏惧,决不姑息。明朝开国功臣沐英的后代、黔国公沐朝弼胡作非为,张居正下令将他逮捕归案,囚禁于南京。孔丘的后代、衍圣公孔尚贤依仗权势,横行霸道,张居正也依法予以制裁。正因如此,所以后人称赞他“经国未计身后事,济民何惜万般空”。

李贽为了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真理,实现他“个人要自由”的人生理想,不受任何约束,一生执著,毫无顾忌。他十二岁时就写出了《老农老圃论》,高度赞扬种田的老农,对孔子视种田为“小人”的言论极尽挖苦,崭露出他“离经叛道”、无法无天的独特个性。在以后的人生中,为了宣传他的思想,弃官不做,先寄住在友人家里,著书立说。后又住进佛院,削发为僧,设堂讲学。并冲破封建礼教的清规戒律招收女弟子。这种惊世骇俗的“恶行”招致封建统治者的仇恨,暗中派人烧毁他的佛院,对他进行驱逐和迫害,但他以“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的大无畏精神,同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特别是他在与刑部左侍郎耿定向的论战中,冒着杀头的危险,写出一篇篇如投枪、似匕首的文章,对封建专制的卫道士们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批判。他在《答邓明府》的文章中称张居正“胆如天大”,其实他自己就是个“胆大妄为”之徒。

张居正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和改革者,李贽是一个新潮的思想家和叛逆者。相同的文化观念,一致的民本思想,同样的不顾流俗、敢于追求自由的性格,又都为时代所扼止的相同命运,使得李贽对张居正这位政治家产生了无比的崇拜和敬仰。也正因如此,当张居正死后遭到神宗无情的清算和不公正的对待时,李贽为此愤愤不平,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刊刻《焚书》,正气凛然地称张居正是“宰相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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